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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、柏林天空下

    2012年08月29日  

      对旅行的奔波乐此不疲的人当中,有很多人是带着他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出发的,他们希望在自己旅行的时候,世界会给他们带来惊喜,他们希望在另一处的天空下,世界会印证他们的想象与期待。

      2005年,二战结束纪念日的当口,那时候我还是个记者,和同事一起去柏林报道纪念日的活动。我们看过柏林墙,看过布痕瓦尔德集中营,看过曾经被炸弹夷为平地的德累斯顿老城,也看过在轰炸中幸免的海德堡。

      因为采访日程安排得异常充实,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赶11个采访地点,大家累得几乎脱了相。我的同事在柏林的地铁上居然形象全毁地呼呼大睡起来。冲下地铁的一瞬间,还没来得及庆幸自己没有坐过站,就听见我的同事用120分贝的高音惨叫起来,站台上的乘客和站务人员,像惊见恐怖分子一样,将目光齐刷刷投向我们。“天哪!完蛋了!我把相机落在车厢里了!”

      我们的向导是位讲起柏林历史就激情四射的大姐,不过说到人情世故,倒也十分冷静客观且理智:“这种事情,多半只能随风去了,别抱太大希望,你们不会只有那一台相机,对吧?”有是有的,光我就带着三台,不过,“那台相机是社里的公物啊!刚买的数码相机啊。”那时候数码相机还是有点儿稀罕的,我估计这小蹄子回去一准儿要挨骂并且被扣去奖金了。

    1、柏林天空下

      “不是相机的问题啊,那里面有照片啊,我的查理检查站、我的柏林墙、我的帅哥、我的纳粹啊!”小蹄子果然是失心疯,神经错乱了,我当时真恨不得马上堵住她的嘴,好在她错乱的时候说的是汉语。

      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看了看手表,10点45分。接下来还有四个采访目的地,今天行程还算不太满——工作狂本色,我们都是手表控,那时候我睡觉都不摘表的。

      柏林地铁有种默然的表情,每个人都像钟表上的零件,运行平顺,各归其位。

      我决定试试站务人员那间闪着金属冷光的小屋子。死马当活马医。

      小个子站务人员老远就看见我走过来,其实打同事惊叫那一刻起,直到我们发傻想办法的几分钟里,我一直感到有双眼睛不远不近地在盯着这头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小个子看到我走入他视线范围的第一个动作,是把大檐帽扣上他亮光光的秃顶。

      “是不是把什么东西忘在车厢里了?”

      接下来是一大串问题,绝对细致,绝对有准备,绝对礼貌而隐含关切与同情,就好像我小姨妈被火车撞到了,而他是我大姨妈的儿子。

      “请在那边的椅子上等。”他一边抄起电话一边说。

      等待是漫长的,特别是当我们飞到万里之遥的异国领土、语言经常被怀疑词不达意、日程像脱轨的列车被意外终止的时候。

      当他再次叫我的名字,而且发音居然相当准确的时候,我第36次看了一下表:时间过去了35分钟半。

    1、柏林天空下

      “请乘坐即将在4分钟内到达本站的地铁列车前往动物园火车站,其间不需要转车,在该站的乘务室有一位先生在等各位。他上身穿蓝色西服,大约45岁,能讲英文,手里拿黑色塑料袋。祝各位旅行愉快。”

      说真的,我不知道该说谢谢还是喊哈利路亚。这个意外看来可以称作奇迹,但是,它真的发生了。

      到了德文名字非常之长的动物园火车站。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了要找的人,因为他和小个子站务员的描述一模一样,而且他紧紧攥着那个密不透风的黑色大塑胶袋,在站台上焦急地踱着步子,一副已经内急到无法忍受的样子,让人看着由衷地深表同情。

      他看到我们,就如同看到救世主一样,此时,距离小个子站务员打出第一个求助电话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。

      “你们丢了相机?”

      “是。”

      “我捡到了一部相机。”

      谢天谢地。

      “请问你们是在哪一站丢的相机?”

      “在哈克谢市场。”

      他点点头,谢天谢地。我的手已经伸了过去。

      “别忙。”他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,表情严肃。

      “请问你们的相机是什么型号?”

      “索尼828。”

      “请问你们的相机是什么颜色的?”

      “黑色。”

      “请问你们的相机今天拍过照片么?”

      “拍过。”我开始有点儿不耐烦了,酸痛的双脚和背着硕大摄影包的肩膀开始找我的麻烦,血糖有点儿低,感觉空气不流通,口干舌燥,开始觉得车站里的噪音有点儿烦人,又有想看表的冲动。不过我忍住了,而且很惭愧,因为我看到他眼神坚定,而且他的状态应该跟我不相上下。我的女同事说话已经带着一丝羞愧的哭腔了。

     

      “请问你们今天拍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什么?”

      “威廉二世丘吉尔。”那姑娘其实想说威廉二世教堂。

      “请问你们相机的出厂编号是多少?”

      姑娘崩溃了,我和柏林活雷锋都笑了。

      “开玩笑的!给你们吧,祝你们旅行愉快!两位是来柏林度蜜月的吧?”

      哈利路亚!德国人还真是不会开玩笑。幽默太黑色了!

      “万分感谢!万分感谢!”女同事的大脑终于在最后一分钟成功重启!

      “你帮了我们大忙了,我们是来采访的中国记者。为了表示感谢,我们回国后一定要给您寄上一份小礼物,请问您想要什么?”面对这么正经八百,没有幽默细胞的德国人,我的女同事大概是觉得,最好还是正经一点儿,直接一点儿。

      没想到,她一正经,他百倍于她地正经起来,完全没有推辞的意思。这位柏林活雷锋沉默地想了好几分钟。其间,我觉得全场的火车都停驶了。

      “健康。我想要健康。”他直直地望向再次崩溃的我的女同事,又看了看我。眼睛没眨。

      我们给柏林活雷锋拍了照片,我的同事问了他的姓名和地址,他相当腼腆地回答了她,还说谢谢,最后又说了一遍祝我们旅行愉快。为了让他打住别说“对不起把你们误认为夫妻”之类的,我像狗熊一样笨拙地跟他拥抱了那么一下,然后他急匆匆走掉了。

      我们饱经世故的导游大姐居然有点儿双眼泛红,激动得像一个怀春少女。她说:“从他的样子和口音上判断,他是来自前东德地区的,你们也看得出,他不富裕。”

      后来我的女同事给他寄了小礼物。再后来,我们继续旅行。从此没了联系。很久以后,我在西班牙一座小城市的一家小旅馆啃着羊角面包的时候,看到当地一家小报上登着一则寻找相机失主的启事,居然用了相当奢侈的一小块版面,登出了相机里的一张留影,两个傻乎乎的东方男女,对着镜头摆出傻得冒泡的V字形手势,一看便知,是来度蜜月的夫妻。

      在柏林,宁静碧蓝的天空下,我们找回了相机,但是不知道,柏林活雷锋,有没有得到健康,我想,一定会的吧。

      迄今为止,我会说的唯一一句德语,仍然是:动物园火车站。

    出版社合作文章,严禁转载。出版社内容合作请联系:020-37617238

    (责任编辑:韵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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